要么适用者纯粹在进行意志性的活动，此时不存在法的安定性，也就谈不上实践理性。
比如，在自然科学领域，可以设立和授予荣誉称号，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就要很谨慎。笔者认为，法律不宜过于深入人的精神领域。
而长期以来，人们都能切身感受到，各类勋章特别是荣誉称号的决定和授予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但在这个草案中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此外，还需要充分注意到，政府给它的纳税人设立、评比和授予荣誉，初衷可能是通过授予少数人荣誉激发多数人的积极性，但千万不能忽视人性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少数人的荣誉可能引起多数人的嫉妒和仇恨。光有人民性还不够，勋章和荣誉称号还应当具有崇高性。从宪法法律和法理上说，常委会当然有这个权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立法的针对性。
当然，也不能把人民性绝对化，在一些特定的领域，比如，叫铁道卫士，共和国卫士，这样的荣誉称号也很好。当然，要把这个规定理解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对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制定一部专门的、系统的法律，也未尝不可。[39]参见前引[12]，AdolfMerkl文，第280页，第281页。
严格依据规则而治的政府未必就不是专制的政府。但这就可能涉及法概念论上的复杂争论了。在规则一原则模式看来，认知与意志的二分无法反映司法裁判活动的性质。二是有一部由议会制定且拥有最高地位的宪法（在此不考虑英国）。
此外，在适用一般性条款时，原则作为解释依据的角色体现得最为明显。[34]参见前引[10]，Adolf Merki书，第210页。
必须要考虑到，刑罚这种强制措施的实施条件不仅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起诉和审判。第二个是权衡结构的要素。【摘要】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学的产物。遗憾的是，规则一原则论只是修正了前一种体系模式的要素，却没有清晰地提出相应的结构。
相对优先性是一种条件式的优先性，确立优先条件的体系也就意味着要区分和总结不同的事实条件，因为确立原则间的优先关系的前提就在于这些不同的条件。又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包含规定宪法法院如何形成判决的条款，它在条件关系的意义上构成了宪法法院判决的上位规则。为了论述方便，本文提及埃塞尔的理论时统一使用规则的称呼。也就是说，规则是一种要么被适用、要么不被适用的规范。
另一方面，在现实的规范世界中，为了能最终决定该如何行动（形成行为规范），还必须要尽量考虑与原则（目标）相对立的所有其他原则（目标），在顾及其他原则的情形下尽可能地实现本原则。其中，默克尔将特定类型的法律体系定位为现代社会中很典型的议会法治国的法律体系，后文称这一类型为法律体系的现实结构，以与研究第一个问题的法律体系的理想结构相对。
[117]只要宪法是人民意志的根本体现和人民自由的圣经，运用宪法原则进行合宪性论证就同样代表人民的意志，甚至是更高层面的人民意志。3.结构论差别 原则作为一种最佳化命令或理想应然具有初显性。
其次，规则模式只提供形式化的实践理由，而规则一原则模式还能提供实质化的实践理由。被限定的行为不仅只有依照限定性行为才能作出，而且也只能来自于限定性行为。[85]在最佳化命令与理想应然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蕴含关系，理想应然蕴含着最佳化命令，反之亦然。[40]参见前引[10]，Adolf Merkl书，第215页。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理性，相反，只要可能遵从一种受理性确保的决定程序，它就确保了法律中实践理性的最大化。[126]类似观点参见张翔:《宪法释义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0页。
后一种情况，比如有的国家会认为集体利益原则通常情形下高于个人利益原则，而有的国家则相反。自由裁量是一种主观意志活动。
[110]参见[美]玛蒂尔德?柯恩:《作为理由之治的法治》，杨贝译，《中外法学》2010年第3期，第359页以下。[15]纯粹法学将法律规则理解为一种规定强制的规则。
这类国家的特点，一是立法与司法、执法的功能区分，以及议会立法相对于后二者的相对优势。相反，规则一原则模式一方面在规则的层面上能因等级和形式准则的存在而保证法律体系的连贯性，另一方面在原则的层面上则要求体系内部诸价值和意义之间形成相互支持、彼此证立的脉络。
在积极面上，它则章味着更多的东西。黑克将外部体系定义为命令和秩序概念，而将内部体系定义为利益概念（Vgl. Philipp Heck，Begriffsbildung und lnteressenjurisprudenz，Tubingen: VerlagMohr，1932，S，139ff.）。因为与语义封闭的规则不同，原则的拘束力并不能仅作字面意义的理解。被创设的规则本身可能也是权能规则，但多数情况下则是直接调整人类行为的行为规则。
最大化的实践理性与最佳化的法治理念使得规则一原则模式所对应的法治模型成为最优化的法治模型。即使不运用特定原则，只要符合上位阶的授权规则，司法裁判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一般规则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体的，个别规则也可以是抽象的或具体的。我们可以追问，所有法律体系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必然显现出不同规则的阶层，特定类型之法律体系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包含着必要的规则阶层，某个具体法律体系的阶层构造是什么。
例如像司法裁判、（民事）法律行为、行政活动等，都可能因将一般规则适用于个别对象而创设个别规则。在框架部分，规则完全决定案件的判决，法律体系也显示出最大限度的拘束力。
由此，在起源规则和实施行为之外将存在另一种法的必要形式。Suhrkamp Verlag，1995，S. 203。即使原则存在一个字面上的意义范围并且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表达，但由于这个意义范围具有如此明显的开放性，这种明确的表达不但无助于其意义范围的确定，同样也不会对其实践功能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宪法法院于此承担的是基本权利与自由之守护者的角色。
当然，这两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彼此关联的，要素的划分构成了讨论其联结方式（结构）的前提，而特定的体系结构又往往决定了这一结构下的要素如何划分。相反，规则一原则模式（柔性法治）追求规则之治与理由之治的统一，倡导立法与司法的动态平衡及立法的相对优势，强调民主与自由的均衡，是一种最佳化的法治理念。
议会法治国的国体要得以维系，从宪法到制定法、法规再到个别规则的等级关系就是必不可少的。形象地说，处于不同阶层且具有创设与被创设关系的规则具有上位阶与下位阶的空间关系，由此形成法律体系的阶层构造。
[10]进而，法律体系是调整人类行为之一般规则与个别规则的全体。Suhrkamp Verlag，1991. [103]关于规范领域中道德自治与理性证立的关系，参见Jan Sieckmann，Autonomy and the Rational Justification of Norms， 16 Ratio Juris 105 - 122 （2003）. [104]Vgl. Gustav Radbnich，Rechtsphilosophie，8. Aufl.，Stuttgart: Koehler Verlag，1973，S. 9.拉德布鲁赫用的词是正义。
